A 周汝昌先生二三事 受权发布吕启祥文， 黄安年的博客/2024年11月24日发布（第35584篇） 【按：本文载于《一份缘—我的师友亲人们》第一辑中第159-162页，中国红楼梦学会出品，2024年9月版）,本博文附相关资料及照片】 上世纪50年代初期，周汝昌先生以他的《红楼梦新证》闻名于世，此后六十年来,尽管著述不断，数量骄人，但《新证》依旧是他的奠基之作和代表之作。借用冯其庸先生在《曹学叙论》中的话：“《红楼梦新证》初版四十万字，重订再版八十万字，几乎涉及了有关《红楼梦》的全部命题，客观上成为此书出版以前《红楼梦研究》的一个总结”。“如果说胡适是‘曹学’的创始人和奠基人，那么,周汝昌就是‘曹学’和‘红学’的集大成者。”（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 这是一部具有整体性构思的大型专著，资料丰富,其历史地位和学术影响已广为人知,毋庸费辞。笔者末学后进，直到70年代中后期才接触此著，记得是向红楼梦校注组管资料的同志借阅的，是一种线装的大字本，所印为“史事稽年”一章亦即《新证》中的精华部分。初读此书，大致通晓与雪芹及曹家相关的二百年间的种种史实，于我是一种启蒙。 这里只想说说我亲历的和相关的三两件事。 其一是上世纪80年代之末，《红楼梦大辞典》即将定稿付排之前，我接到周先生托人—-记得是他的女儿和助手周伦玲同志捎来一封便柬，上写： “吕启祥同志: ‘辞典’中涉我之‘词条’，如已付排，俟有校样时请费神令我一核，为妥。预先拜嘱，顺颂撰祺！ 周汝昌 88．7．7” 当年，在辞典确定体例尤其是最后审读定稿时,对“红学人物”部分是相当谨慎的,稿子交到我手中时长短不齐、详略不一、参差芜杂，须按一定规格加以规范,或删节或补充,包括字数皆有定则。比方周汝昌、吴世昌、吴恩裕、周绍良、杨宪益等先生在同一档上，蒋和森、陈毓罴、蔡义江等诸位则下一档，至于我辈后学则居末档。每位先生尤其是老先生尽可能以其自撰为基础,增删调整，定稿后经本人审看,或送达或邮寄。其中周先生对此是十分看重的一位,事先即打招呼,专函嘱咐,校样出来后我遵嘱送他审看后才发稿。由此足见先生对此项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尤其关注辞典中有关他的著录。“红学人物”的当代部分是词典中的敏感部分，各方关注，书出后我国港台海外学界颇有好评，认为比较客观，这同我们坚持学术为本、不列官职，海内外学人一视同仁有关，当然也同周先生这样的老一辈红学家的支持分不开。辞典工作的档案已荡然无存，我个人竟还保存了廿余年前周先生的这一便柬，当年他目力尚可，虽以硬笔书写，遒劲的瘦金体清晰可观,成为一个难得的纪念。遗憾的是,二十多年后的增订者对周先生在内的一大批红学人物毫无增补，只有少数人畸形膨胀，自乱体例。面对周先生的认真嘱托,感慨不已。 其二是本世纪初我收到一本“周汝昌周伦玲主编”的书《红楼鞭影》。这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丛书中的一本，为面向大学生的“中国当代文化书系”，其中“中国当代红楼梦研究”这一本，丛书编委会约请周先生选编。2003年3月出了第一版。书出之前我对此一无所知，收到后却发生了兴趣，之所以关注这个选本,并非因为其中选了我本人的一篇文章，而是另有原因。 […]

B 周汝昌先生二三事 受权发布吕启祥文， 黄安年的博客/2024年11月24日发布（第35585篇） 【按：本文载于《一份缘—我的师友亲人们》第一辑中第159-162页，中国红楼梦学会出品，2024年9月版）,本博文附相关资料及照片】 上世纪50年代初期，周汝昌先生以他的《红楼梦新证》闻名于世，此后六十年来,尽管著述不断，数量骄人，但《新证》依旧是他的奠基之作和代表之作。借用冯其庸先生在《曹学叙论》中的话：“《红楼梦新证》初版四十万字，重订再版八十万字，几乎涉及了有关《红楼梦》的全部命题，客观上成为此书出版以前《红楼梦研究》的一个总结”。“如果说胡适是‘曹学’的创始人和奠基人，那么,周汝昌就是‘曹学’和‘红学’的集大成者。”（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 这是一部具有整体性构思的大型专著，资料丰富,其历史地位和学术影响已广为人知,毋庸费辞。笔者末学后进，直到70年代中后期才接触此著，记得是向红楼梦校注组管资料的同志借阅的，是一种线装的大字本，所印为“史事稽年”一章亦即《新证》中的精华部分。初读此书，大致通晓与雪芹及曹家相关的二百年间的种种史实，于我是一种启蒙。 这里只想说说我亲历的和相关的三两件事。 其一是上世纪80年代之末，《红楼梦大辞典》即将定稿付排之前，我接到周先生托人—-记得是他的女儿和助手周伦玲同志捎来一封便柬，上写： “吕启祥同志: ‘辞典’中涉我之‘词条’，如已付排，俟有校样时请费神令我一核，为妥。预先拜嘱，顺颂撰祺！ 周汝昌 88．7．7” 当年，在辞典确定体例尤其是最后审读定稿时,对“红学人物”部分是相当谨慎的,稿子交到我手中时长短不齐、详略不一、参差芜杂，须按一定规格加以规范,或删节或补充,包括字数皆有定则。比方周汝昌、吴世昌、吴恩裕、周绍良、杨宪益等先生在同一档上，蒋和森、陈毓罴、蔡义江等诸位则下一档，至于我辈后学则居末档。每位先生尤其是老先生尽可能以其自撰为基础,增删调整，定稿后经本人审看,或送达或邮寄。其中周先生对此是十分看重的一位,事先即打招呼,专函嘱咐,校样出来后我遵嘱送他审看后才发稿。由此足见先生对此项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尤其关注辞典中有关他的著录。“红学人物”的当代部分是词典中的敏感部分，各方关注，书出后我国港台海外学界颇有好评，认为比较客观，这同我们坚持学术为本、不列官职，海内外学人一视同仁有关，当然也同周先生这样的老一辈红学家的支持分不开。辞典工作的档案已荡然无存，我个人竟还保存了廿余年前周先生的这一便柬，当年他目力尚可，虽以硬笔书写，遒劲的瘦金体清晰可观,成为一个难得的纪念。遗憾的是,二十多年后的增订者对周先生在内的一大批红学人物毫无增补，只有少数人畸形膨胀，自乱体例。面对周先生的认真嘱托,感慨不已。 其二是本世纪初我收到一本“周汝昌周伦玲主编”的书《红楼鞭影》。这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丛书中的一本，为面向大学生的“中国当代文化书系”，其中“中国当代红楼梦研究”这一本，丛书编委会约请周先生选编。2003年3月出了第一版。书出之前我对此一无所知，收到后却发生了兴趣，之所以关注这个选本,并非因为其中选了我本人的一篇文章，而是另有原因。 […]

C 周汝昌先生二三事 受权发布吕启祥文， 黄安年的博客/2024年11月24日发布（第35586篇） 【按：本文载于《一份缘—我的师友亲人们》第一辑中第159-162页，中国红楼梦学会出品，2024年9月版）,本博文附相关资料及照片】 上世纪50年代初期，周汝昌先生以他的《红楼梦新证》闻名于世，此后六十年来,尽管著述不断，数量骄人，但《新证》依旧是他的奠基之作和代表之作。借用冯其庸先生在《曹学叙论》中的话：“《红楼梦新证》初版四十万字，重订再版八十万字，几乎涉及了有关《红楼梦》的全部命题，客观上成为此书出版以前《红楼梦研究》的一个总结”。“如果说胡适是‘曹学’的创始人和奠基人，那么,周汝昌就是‘曹学’和‘红学’的集大成者。”（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 这是一部具有整体性构思的大型专著，资料丰富,其历史地位和学术影响已广为人知,毋庸费辞。笔者末学后进，直到70年代中后期才接触此著，记得是向红楼梦校注组管资料的同志借阅的，是一种线装的大字本，所印为“史事稽年”一章亦即《新证》中的精华部分。初读此书，大致通晓与雪芹及曹家相关的二百年间的种种史实，于我是一种启蒙。 这里只想说说我亲历的和相关的三两件事。 其一是上世纪80年代之末，《红楼梦大辞典》即将定稿付排之前，我接到周先生托人—-记得是他的女儿和助手周伦玲同志捎来一封便柬，上写： “吕启祥同志: ‘辞典’中涉我之‘词条’，如已付排，俟有校样时请费神令我一核，为妥。预先拜嘱，顺颂撰祺！ 周汝昌 88．7．7” 当年，在辞典确定体例尤其是最后审读定稿时,对“红学人物”部分是相当谨慎的,稿子交到我手中时长短不齐、详略不一、参差芜杂，须按一定规格加以规范,或删节或补充,包括字数皆有定则。比方周汝昌、吴世昌、吴恩裕、周绍良、杨宪益等先生在同一档上，蒋和森、陈毓罴、蔡义江等诸位则下一档，至于我辈后学则居末档。每位先生尤其是老先生尽可能以其自撰为基础,增删调整，定稿后经本人审看,或送达或邮寄。其中周先生对此是十分看重的一位,事先即打招呼,专函嘱咐,校样出来后我遵嘱送他审看后才发稿。由此足见先生对此项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尤其关注辞典中有关他的著录。“红学人物”的当代部分是词典中的敏感部分，各方关注，书出后我国港台海外学界颇有好评，认为比较客观，这同我们坚持学术为本、不列官职，海内外学人一视同仁有关，当然也同周先生这样的老一辈红学家的支持分不开。辞典工作的档案已荡然无存，我个人竟还保存了廿余年前周先生的这一便柬，当年他目力尚可，虽以硬笔书写，遒劲的瘦金体清晰可观,成为一个难得的纪念。遗憾的是,二十多年后的增订者对周先生在内的一大批红学人物毫无增补，只有少数人畸形膨胀，自乱体例。面对周先生的认真嘱托,感慨不已。 其二是本世纪初我收到一本“周汝昌周伦玲主编”的书《红楼鞭影》。这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丛书中的一本，为面向大学生的“中国当代文化书系”，其中“中国当代红楼梦研究”这一本，丛书编委会约请周先生选编。2003年3月出了第一版。书出之前我对此一无所知，收到后却发生了兴趣，之所以关注这个选本,并非因为其中选了我本人的一篇文章，而是另有原因。 […]

D 周汝昌先生二三事 受权发布吕启祥文， 黄安年的博客/2024年11月24日发布（第35587篇） 【按：本文载于《一份缘—我的师友亲人们》第一辑中第159-162页，中国红楼梦学会出品，2024年9月版）,本博文附相关资料及照片】 上世纪50年代初期，周汝昌先生以他的《红楼梦新证》闻名于世，此后六十年来,尽管著述不断，数量骄人，但《新证》依旧是他的奠基之作和代表之作。借用冯其庸先生在《曹学叙论》中的话：“《红楼梦新证》初版四十万字，重订再版八十万字，几乎涉及了有关《红楼梦》的全部命题，客观上成为此书出版以前《红楼梦研究》的一个总结”。“如果说胡适是‘曹学’的创始人和奠基人，那么,周汝昌就是‘曹学’和‘红学’的集大成者。”（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 这是一部具有整体性构思的大型专著，资料丰富,其历史地位和学术影响已广为人知,毋庸费辞。笔者末学后进，直到70年代中后期才接触此著，记得是向红楼梦校注组管资料的同志借阅的，是一种线装的大字本，所印为“史事稽年”一章亦即《新证》中的精华部分。初读此书，大致通晓与雪芹及曹家相关的二百年间的种种史实，于我是一种启蒙。 这里只想说说我亲历的和相关的三两件事。 其一是上世纪80年代之末，《红楼梦大辞典》即将定稿付排之前，我接到周先生托人—-记得是他的女儿和助手周伦玲同志捎来一封便柬，上写： “吕启祥同志: ‘辞典’中涉我之‘词条’，如已付排，俟有校样时请费神令我一核，为妥。预先拜嘱，顺颂撰祺！ 周汝昌 88．7．7” 当年，在辞典确定体例尤其是最后审读定稿时,对“红学人物”部分是相当谨慎的,稿子交到我手中时长短不齐、详略不一、参差芜杂，须按一定规格加以规范,或删节或补充,包括字数皆有定则。比方周汝昌、吴世昌、吴恩裕、周绍良、杨宪益等先生在同一档上，蒋和森、陈毓罴、蔡义江等诸位则下一档，至于我辈后学则居末档。每位先生尤其是老先生尽可能以其自撰为基础,增删调整，定稿后经本人审看,或送达或邮寄。其中周先生对此是十分看重的一位,事先即打招呼,专函嘱咐,校样出来后我遵嘱送他审看后才发稿。由此足见先生对此项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尤其关注辞典中有关他的著录。“红学人物”的当代部分是词典中的敏感部分，各方关注，书出后我国港台海外学界颇有好评，认为比较客观，这同我们坚持学术为本、不列官职，海内外学人一视同仁有关，当然也同周先生这样的老一辈红学家的支持分不开。辞典工作的档案已荡然无存，我个人竟还保存了廿余年前周先生的这一便柬，当年他目力尚可，虽以硬笔书写，遒劲的瘦金体清晰可观,成为一个难得的纪念。遗憾的是,二十多年后的增订者对周先生在内的一大批红学人物毫无增补，只有少数人畸形膨胀，自乱体例。面对周先生的认真嘱托,感慨不已。 其二是本世纪初我收到一本“周汝昌周伦玲主编”的书《红楼鞭影》。这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丛书中的一本，为面向大学生的“中国当代文化书系”，其中“中国当代红楼梦研究”这一本，丛书编委会约请周先生选编。2003年3月出了第一版。书出之前我对此一无所知，收到后却发生了兴趣，之所以关注这个选本,并非因为其中选了我本人的一篇文章，而是另有原因。 […]

今天在Fred Meyer购买了一块科林街面包店（Collin Street Bakery）生产的水果坚果蛋糕。这块蛋糕规格为1磅14盎司，售价30美元。它因用料丰富和口感浓郁而受到许多家庭的喜爱，尤其是感恩节这样的节日中，这种蛋糕常被摆上餐桌，与家人朋友一同分享。 丰富的用料：如同美国版的“切糕”科林水果坚果蛋糕堪称用料奢华，包含大量手工挑选的优质食材。山核桃占据了主要成分，其香脆的口感与甜蜜的糖渍水果完美结合。这些水果包括菠萝、樱桃、木瓜和葡萄干，全部嵌入用蜂蜜调制的蛋糕糊中。顶部则由山核桃和糖渍水果装饰，呈现出一种节日花环般的视觉效果。从制作到呈现，这款蛋糕都体现出对细节的精心追求，与中国新疆切糕以坚果和果干为主的用料有异曲同工之妙。亚马逊上同款蛋糕售价最便宜的43美元，最贵甚至50美元。FredMeyer的价格确实便宜。 制作过程：传统与手工的结合科林水果坚果蛋糕以传统配方制作，采用低温慢烤的方法，确保蛋糕质地湿润且风味均匀。这种制作方式使得每一口都能品尝到坚果和水果的天然香气，同时又不失蛋糕的松软口感。 感恩节的甜点代表之一在美国，感恩节除了火鸡、南瓜派等传统主菜和甜点外，水果蛋糕也是节日期间备受青睐的食品之一。它不仅是甜点，更承载着一种节日氛围，象征着丰收与团圆。购买这样一块蛋糕，无需复杂的准备，就能为节日增添一份甜蜜和温馨。 这次购买的科林水果坚果蛋糕不仅价格实惠，还让人感受到节日的仪式感，是家庭聚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悼欧阳健先生（1941.8-2024.11.23）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24年11月24日发布（第35588篇） 惊悉活跃在古典小说界、红学界的著名学者欧阳健先生昨天凌晨于福州离世，享年83岁（1941.8-2023.11.23）。他的坎坷一生和富有独特学术见解给我这个红外线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为他在古典小说界、红学界领域的学术发展不懈探索和努力点赞！ 他的离世使我们深感震惊和悲痛。22日下午贵州铜仁学院郭征帆来访时还谈起他近年曾到福州一家养老院看望欧阳健夫妇的情况，期盼安享晚年，没想到欧阳先生却遽然离世。欧阳先生一路走好， 欧阳健先生的夫人及其女儿等家人节哀。 附： ************************* 著名红学家、古典小说专家欧阳健逝世 澎湃新闻2024-11-23 22:28 澎湃新闻记者从相关方面获悉，著名古典小说专家、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员欧阳健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11月23日凌晨5时30分在福州逝世，享年85岁。 公开资料显示，欧阳健，男，研究员，1941年8月出生，籍贯江西省玉山县，1956年5月参加工作。 欧阳健 1980年，欧阳健经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开招收研究人员的正式考试，被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录取为助理研究员，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明清小说研究》杂志主编。1995年9月，欧阳健调任福建师大中文系，担任福建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所研究员。 […]

11月23日，浏览到一位博主《法院判知网对我文章侵权案今天全部生效》博文。作为一名图书馆工作者，我对该博主的相关博文有保持关注，因为涉及图书馆数据库版权风险管控等问题及其衍生问题。 我对该博主的论文进行了进一步检索。发现中国知网上已检索不到该作者的论文，令我颇感意外的是国家图书馆的知网镜像站亦检索不到。不仅如此，另一较有影响的中文期刊数据库B亦检索不到。通过读秀学术搜索检索，CNKI（包库）跳转到DOI注册页面或“所查找的文献不存在”，数据库B则跳转为“很遗憾，没有找到您要的资源…“，报404错误。但发现中文期刊数据库C可以检索到且可以获取全文。我在猜测该博主可能同时告了数据库B，不然不大可能这么巧。从该博主的博文中，还了解到另一名博主也维权了，检索测试，结果亦相似。 作者个人的维权并取得了成功，我不知道这属于好事，还是坏事。在我看来，对作者个人也未必是一件好事。通常情形，作者的成果需要有传播渠道，传播越广越好、越便利越好。开放科学（开放获取）的导向是鼓励作者及机构面向终端用户降低使用门槛（最好是免费的）。当前环境下，科研成果的出版（发表），不同程度存在困难，很大比例需要支付版面费（论文处理费）等费用，回报方面（稿酬等）高于所付出的并不多见（或者说存在不确定性）。对于文献计量学方面，更是存在诸多不便。理想状态下，基于“大数据”的统计与分析更为靠谱。具体到某个小学科，头部学者，一名、两名，乃至多名，不在统计与分析范围内，这样可能会使研究结果失真。我做图书馆工作，知道需要面临种种评价（评估），学术评价、学科评价、大学评价等等。个体学者原本是可以为所在机构多做贡献的，由于个人原因或其他原因，有些作用未能得到有效发挥。我算过一笔账，据个人对当前出版行情的了解，赔偿金额相比出版相关成果所需支付的费用，很有可能是得不偿失的。 或许算是纯属巧合，11月23日还读到了《经济史学家周秀鸾逝世，曾与丈夫共同向知网维权》新闻。这起新闻当时确实引发了很大反响。新闻中提及“但在两位老人胜诉后，知网却分别下架了他们的全部署名论文。”我顺道检索一下，当前知网中有他们署名的论文，但不一定为“全部”。一般情况下，知网高级检索时，会做作者机构关联，比如“赵德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倘若以这种方式检索，当前显示只有两篇，一篇为2022年5月发表，一篇为2024年11月发表（网络首发）。如果以“赵德馨”检索有127条结果（检索读秀学术搜索，“找到相关的中文期刊论文 207 篇”），其中有一部分为同名作者的成果。检索“周秀鸾”有28条结果，其中有一部分为同名作者。现在看赵德馨教授与周秀鸾教授夫妇知网维权，具有积极意义。2023年、2024年，各高校购买知网的期刊数据库费用确实不像往年那样年年涨了，这两年不仅没涨，而且下调了一定幅度，可以说是受益面比较大的。 我留意到，开篇提及的博主维权，博文显示的“痕迹”（或者说有迹可循）是，始于2018年6月6日。2023年9月至2024年11月相关博文多达86篇。 图书馆工作中的版权之惑，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笔者在《图书馆数据库版权风险管控问题的学习与思考》博文中提及：“图书馆数据库版权风险管控问题，当前变得越来越严峻。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立法、司法角度对图书馆这样的公益性单位的使用边界、公共利益的平衡、免责等考虑较少，现有典型案例对图书馆并不友好；其二，数字化网络化多元化网络环境下，用户需求越来越高，印刷型馆藏的藏与用提出了更高要求，个体图书馆的服务能力愈来愈弱，加上数据库采购经费萎缩，有意无意使用侵权服务缓解燃眉之急现象，某种意义上属于‘迫不得已’。“期待本文粗浅的观察与思考，有助于图书馆利益共同体更好地关注与思考，正视问题并积极寻求更优解决方案。 延伸阅读： (1) 岳怀让.经济史学家周秀鸾逝世，曾与丈夫共同向知网维权.https://rmtzx.sciencenet.cn/mixmedia/a/202411/23/WS67415b30e4b0cb2d1eed26ed.html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几年前，因为向知网维权一事，赵德馨教授与周秀鸾教授夫妇成为了网络新闻中的“焦点人物”。 据《中国科学报》此前报道，2021年末，赵德馨起诉知网侵权事件引发轩然大波。他控诉知网在未经本人授权的情况下，擅自转载其100余篇论文，且从未支付任何稿费，甚至作者下载自己的论文还需要付费。最终，法院判定赵德馨胜诉，依法获赔经济损失共计70余万元。但在两位老人胜诉后，知网却分别下架了他们的全部署名论文。 2022年5月，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10份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做出的，对《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即知网主办单位）与周秀鸾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的二审民事判决书。法院判定知网对周秀鸾所著4篇学术论文构成侵权，向周秀鸾赔偿相应经济损失，并驳回了知网的全部上诉。 2022年5月12日下午，知网向赵德馨教授夫妇登门道歉，表示愿意重新上架他们的论文作品。 […]

E 周汝昌先生二三事 受权发布吕启祥文， 黄安年的博客/2024年11月24日发布（第35589篇） 【按：本文载于《一份缘—我的师友亲人们》第一辑中第159-162页，中国红楼梦学会出品，2024年9月版）,本博文附相关资料及照片】 上世纪50年代初期，周汝昌先生以他的《红楼梦新证》闻名于世，此后六十年来,尽管著述不断，数量骄人，但《新证》依旧是他的奠基之作和代表之作。借用冯其庸先生在《曹学叙论》中的话：“《红楼梦新证》初版四十万字，重订再版八十万字，几乎涉及了有关《红楼梦》的全部命题，客观上成为此书出版以前《红楼梦研究》的一个总结”。“如果说胡适是‘曹学’的创始人和奠基人，那么,周汝昌就是‘曹学’和‘红学’的集大成者。”（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 这是一部具有整体性构思的大型专著，资料丰富,其历史地位和学术影响已广为人知,毋庸费辞。笔者末学后进，直到70年代中后期才接触此著，记得是向红楼梦校注组管资料的同志借阅的，是一种线装的大字本，所印为“史事稽年”一章亦即《新证》中的精华部分。初读此书，大致通晓与雪芹及曹家相关的二百年间的种种史实，于我是一种启蒙。 这里只想说说我亲历的和相关的三两件事。 其一是上世纪80年代之末，《红楼梦大辞典》即将定稿付排之前，我接到周先生托人—-记得是他的女儿和助手周伦玲同志捎来一封便柬，上写： “吕启祥同志: ‘辞典’中涉我之‘词条’，如已付排，俟有校样时请费神令我一核，为妥。预先拜嘱，顺颂撰祺！ 周汝昌 88．7．7” 当年，在辞典确定体例尤其是最后审读定稿时,对“红学人物”部分是相当谨慎的,稿子交到我手中时长短不齐、详略不一、参差芜杂，须按一定规格加以规范,或删节或补充,包括字数皆有定则。比方周汝昌、吴世昌、吴恩裕、周绍良、杨宪益等先生在同一档上，蒋和森、陈毓罴、蔡义江等诸位则下一档，至于我辈后学则居末档。每位先生尤其是老先生尽可能以其自撰为基础,增删调整，定稿后经本人审看,或送达或邮寄。其中周先生对此是十分看重的一位,事先即打招呼,专函嘱咐,校样出来后我遵嘱送他审看后才发稿。由此足见先生对此项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尤其关注辞典中有关他的著录。“红学人物”的当代部分是词典中的敏感部分，各方关注，书出后我国港台海外学界颇有好评，认为比较客观，这同我们坚持学术为本、不列官职，海内外学人一视同仁有关，当然也同周先生这样的老一辈红学家的支持分不开。辞典工作的档案已荡然无存，我个人竟还保存了廿余年前周先生的这一便柬，当年他目力尚可，虽以硬笔书写，遒劲的瘦金体清晰可观,成为一个难得的纪念。遗憾的是,二十多年后的增订者对周先生在内的一大批红学人物毫无增补，只有少数人畸形膨胀，自乱体例。面对周先生的认真嘱托,感慨不已。 其二是本世纪初我收到一本“周汝昌周伦玲主编”的书《红楼鞭影》。这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丛书中的一本，为面向大学生的“中国当代文化书系”，其中“中国当代红楼梦研究”这一本，丛书编委会约请周先生选编。2003年3月出了第一版。书出之前我对此一无所知，收到后却发生了兴趣，之所以关注这个选本,并非因为其中选了我本人的一篇文章，而是另有原因。 […]

F 周汝昌先生二三事 受权发布吕启祥文， 黄安年的博客/2024年11月24日发布（第35590篇） 【按：本文载于《一份缘—我的师友亲人们》第一辑中第159-162页，中国红楼梦学会出品，2024年9月版）,本博文附相关资料及照片】 上世纪50年代初期，周汝昌先生以他的《红楼梦新证》闻名于世，此后六十年来,尽管著述不断，数量骄人，但《新证》依旧是他的奠基之作和代表之作。借用冯其庸先生在《曹学叙论》中的话：“《红楼梦新证》初版四十万字，重订再版八十万字，几乎涉及了有关《红楼梦》的全部命题，客观上成为此书出版以前《红楼梦研究》的一个总结”。“如果说胡适是‘曹学’的创始人和奠基人，那么,周汝昌就是‘曹学’和‘红学’的集大成者。”（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 这是一部具有整体性构思的大型专著，资料丰富,其历史地位和学术影响已广为人知,毋庸费辞。笔者末学后进，直到70年代中后期才接触此著，记得是向红楼梦校注组管资料的同志借阅的，是一种线装的大字本，所印为“史事稽年”一章亦即《新证》中的精华部分。初读此书，大致通晓与雪芹及曹家相关的二百年间的种种史实，于我是一种启蒙。 这里只想说说我亲历的和相关的三两件事。 其一是上世纪80年代之末，《红楼梦大辞典》即将定稿付排之前，我接到周先生托人—-记得是他的女儿和助手周伦玲同志捎来一封便柬，上写： “吕启祥同志: ‘辞典’中涉我之‘词条’，如已付排，俟有校样时请费神令我一核，为妥。预先拜嘱，顺颂撰祺！ 周汝昌 88．7．7” 当年，在辞典确定体例尤其是最后审读定稿时,对“红学人物”部分是相当谨慎的,稿子交到我手中时长短不齐、详略不一、参差芜杂，须按一定规格加以规范,或删节或补充,包括字数皆有定则。比方周汝昌、吴世昌、吴恩裕、周绍良、杨宪益等先生在同一档上，蒋和森、陈毓罴、蔡义江等诸位则下一档，至于我辈后学则居末档。每位先生尤其是老先生尽可能以其自撰为基础,增删调整，定稿后经本人审看,或送达或邮寄。其中周先生对此是十分看重的一位,事先即打招呼,专函嘱咐,校样出来后我遵嘱送他审看后才发稿。由此足见先生对此项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尤其关注辞典中有关他的著录。“红学人物”的当代部分是词典中的敏感部分，各方关注，书出后我国港台海外学界颇有好评，认为比较客观，这同我们坚持学术为本、不列官职，海内外学人一视同仁有关，当然也同周先生这样的老一辈红学家的支持分不开。辞典工作的档案已荡然无存，我个人竟还保存了廿余年前周先生的这一便柬，当年他目力尚可，虽以硬笔书写，遒劲的瘦金体清晰可观,成为一个难得的纪念。遗憾的是,二十多年后的增订者对周先生在内的一大批红学人物毫无增补，只有少数人畸形膨胀，自乱体例。面对周先生的认真嘱托,感慨不已。 其二是本世纪初我收到一本“周汝昌周伦玲主编”的书《红楼鞭影》。这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丛书中的一本，为面向大学生的“中国当代文化书系”，其中“中国当代红楼梦研究”这一本，丛书编委会约请周先生选编。2003年3月出了第一版。书出之前我对此一无所知，收到后却发生了兴趣，之所以关注这个选本,并非因为其中选了我本人的一篇文章，而是另有原因。 […]

链接预测是网络科学中最活跃且重要的分支之一，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已有数千种链路预测算法被提出。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评估这些链路预测算法的性能呢？ 目前已有的研究中已经使用了许多评估指标，包括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的面积（AUC）、平衡精确度（BP）、精确率-召回率曲线下的面积（AUPR）、精确度（Precision）、召回率（Recall）、F1得分（F1-measure）、Matthews相关系数（MCC）、归一化的折扣累积增益（NDCG）、精确率曲线下的面积（AUC-Precision）等。面对这么多的评价指标，它们评估链路预测算法的性能是一致的吗？应该选取哪些评价指标才可以更科学且公平地评估链路预测算法的性能呢？这些问题一直未被详细地探讨。 图1：衡量任意两个评价指标M1和M2之间相关性的流程图。 我们在最近的研究中，提出了一种方法来度量指标间的一致性。对于任意两个评价指标M1和M2，考虑P种链路预测算法A1,A2,…,AP，对于任意一个网络G，M1和M2将分别给出两个对P中链路预测算法的排名序列（见图1.A所示），然后通过测量这两个排名的相关性来获得M1和M2之间的相关性，考虑多个网络G1,G2,G3,…..GQ来计算任意两个评估指标之间的平均相关性（见图1.B和C所示，以Q=3为例）。 图2：评价指标对间的Kendall秩相关系数图。 当随机选取300个真实网络，使用26种经典链路预测算法时，评价指标之间的关联性见图2所示。经过实验和分析后，我们从信息的角度提出了关于链接预测中选择评估指标的四点建议：（i）推荐AUC作为链路预测评估中的评价指标，因为它与大多数指标具有中等的相关性，其相对于其他指标可以提供更多的额外信息；（ii）推荐选择AUPR、AUC-Precision和NDCG中的一个作为评价指标；（iii）当正样本和负样本显著不平衡时，应考虑使用AUC-gROC；（iv）如果我们没有线索确定阈值，则最好不要使用阈值相关指标，如：精确度(Precision)、召回率(Recall)等，而对于某个特定的问题，某些阈值是有意义的，我们可以从阈值相关指标中选择一个指标作为算法的评估指标。 论文信息：Yilin Bi, Xinshan Jiao, Yan-Li Lee, Tao Zhou, Inconsistency […]